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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一方，志主曾是一名宫人，后嫁与德宗朝的宦王希迁，在宪宗元和末迎奉佛骨的气氛中寡居多年的志主出家为比丘尼。这方墓志对于研究唐代宦的婚姻结构、宗教信仰等内容更是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是一则值得重视的新。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 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总之，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康百万庄园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是 的封建地主庄园，富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建筑风格独特。第二野战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总校曾选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庄园不远，分别驻巩义县城、巩义孝义镇、新郑市赵家寨、偃师县城。世纪初，洛阳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墓志，为唐代丝绸之路考古了重要。然而，阿罗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中亚考古新发现，我们认为，显庆三年五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率使团出访吐火罗国，以王玄策为大使，以王名远和董寄生为"置州县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粟特城邦、兴都库什山北麓吐火罗国，然后从小勃律进入吐蕃国。不过，阿罗憾在中亚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认为的王名远在"吐火罗国"所立唐碑。有学者将此碑与赵明诚《金石录》所记唐高宗撰《唐纪功碑》相，亦不足为信。显庆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本土设置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但迟至显庆四年三月，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在双河(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诛杀真珠叶护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失毕部落设置蒙池都护府。阿罗憾或为七河流域景教区大主教，故显庆三年光禄卿卢承庆将他召回长安，翌年随卢承庆前往碎叶川设置蒙池都护府。显庆四年卢承庆在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古城)设碎叶州，以当地粟特人安车鼻施为碎叶州史，后来碎叶州升格为安西四镇之一。蒙池都护府与碎叶州(后来的碎叶镇)不在同一治所。蒙池都护府治所在碎叶城东南8公里裴罗将城，今称"布拉纳古城"。近年该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额，当即阿罗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罗憾立碑地点之"拂菻"，以及裴罗将城今名Burana(布拉纳)，皆源于粟特语城名βwr’n’。据墓志记载，阿罗憾在裴罗将城封疆立碑当为唐高宗御碑。主室东壁窟门上方绘独立的供养人像是敦煌吐蕃、张氏归义时期特有的现象。本文以敦煌吐蕃时期的纪年窟阴嘉政窟(莫高窟第231窟)窟门上方《阴嘉政父母供养像》为基础，从佛事仪轨、吐蕃习俗两方面分析了吐蕃时期窟主父母供养像呈执炉胡跪之姿的原因，结合现存邈真图像、文献探讨了窟主父母供养像与邈真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此类图像所体现的洞窟祀祖的功能。1年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兴县刘家峁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刘家峁遗址包含有仰韶晚期和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发现，填补了晋西北新石器时代遗存文化谱系的缺环，有利于加深对史前时期晋、陕、蒙间文化传播、交流通道的认识和了解；东周遗存的发现对于进一步了解晋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其影响有重要意义。摄影术诞生后不久即传入，但其后很长时间内，在发展非常缓慢。直到2世纪初，以近代留为代表的 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和介入，才使得摄影术在的发展和传播出现了一次飞跃。这些 知识分子不同于以往照相馆的生意人，他们是摄影术的真正研究者。他们利用国外有利条件和自身语言优势，翻译了大量西方摄影科技文献，用近代知识体系去探究摄影，并把研究成果付诸书籍或媒体。归国后，他们不仅带回了摄影技术，还力图把在西方促使摄影蓬勃发展的学术环境如观念、制度、教育体系等引入。清末民初，出版传媒业呈现繁荣景象，摄影术也迎来发展契机。留摄影画报、摄影杂志，载有大量照片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也有很多是留创的。此外，在组织摄影团体、举影展、引进西方摄影理念、普及摄影教育等各方面，留都起到了风气之先的作用。大足北山佛湾第137龛是一铺南宋绍兴时期所作阴刻线描画。该作依据《维摩诘经》而绘，完整地表现了文殊问疾维摩的情景。目前虽有漫漶，但仍保存了大部分内容，尤为可贵的是，画面留有关于画工、刻工、主持人、功德主、年代等诸多题记，信息涉及有关该作图像、历史、信仰等问题，是研究晚期佛教美术 的案例。宋、明、清等历代文献及今人一些着述对此经变有程度不同的载录与探讨。然经检索，发现各类文献对此经变的记载不仅失之粗略，还出现诸多纰漏与错讹，更令人忧心的是，某些谬误被学界所忽视，并以偏为正，粗率因袭，以致以讹传讹。鉴于此，本文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经变之内容、粉本、作者等问题加以考述。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以建议国共同祭黄帝陵、向延安派出考察团、暗中资助红饷形式，以响应蒋介石建议、强调"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热情接待考察团等形式，为达成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抗战初期，国共之间，尤其是在第二 ，事上有过很好的协同，政人员之间有过很好的交往。为了维护国共合作，自行解散设在国民党党政系统的秘密党组织。国共产生摩擦的原因是国共抗战路线不同，国民党害怕力量壮大后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以皖南事变后国民停发八路、新四抗日饷为标志，始了领导抗日武装完全独立发展阶段。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内的石墙底部地面上发现壁画残块近2块。石峁壁画由颜料层、白灰层和草拌泥层构成，所用颜料有铁红、铁黄、绿土和炭黑四种。石峁壁画在工艺和绘制技法上均与汉唐壁画较为相似，表明早期壁画的工艺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基本确立，后期壁画不过是继续沿用和丰富而已。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家的看法颇有分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它与"麟"相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字释作"庆"或读作"庆"已经成为目前 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又(有) ，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 "的" "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对确定隋炀帝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了四种墓志释文，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了论述。本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个字，应该是"戊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该是"异"，"永异"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两字为"炀(帝)"；第十一列第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了新的墓志释文，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基础性的参考。通过对博爱县月山寺三块残碑的拼合、拓制和细读，可知此新发现石碑为清初顺治年间的大学士薛所蕴题诗、康熙年间刻石的诗碑。碑文记载了月山寺在顺治年间为里甲徭役所累、日渐颓废的情形，与薛所蕴《澹友轩文集》中《河内孙侯除豁明月山里甲记》一